这个意,就是本体存在的意义,也是人生的最终意义。
但自性只能只知,不能他求。但是,他所谓道,主要不是指天道,而是指人道。
[36]《老子》第三十三章。儒家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仁学,仁学也就是人学,仁者人也,人者仁也,这是可以互释的。[52] 万物以自然为性,说明自然是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本质所在,它既是普遍的超越的绝对,却又存在于人的心中,因为人是万物之最灵者。这足以说明,他们的思维方式并没有离开传统的主体内向思维,也不可能发展出科学理性思维。其实,玄学家所说的自然,就是道家所说的道。
他所谓满街都是圣人,愚夫愚妇都有良知,其实就是提倡自我反思、自我觉悟,实现理想人格。物有常性,而造为之,故必败也。《庄子》中有许多例子说明,个人的实践经验可以达到纯熟而运用自如的程度,可以得到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,但是很难在理论上提出可普遍接受的原理。
名家之所以受到批评,是因为他们的概念论没有直接的实践效用,被看成是一种无用的概念游戏。他始终把道德实践放在第一位。它虽然有批判理学心性修养的一面,但是并没有发展出新的思维方式,没有产生出实证的科学思维。圣人既然不存在,圣人之言只不过是糟粕而已,即使圣人存在,也不能从圣人那里得到什么,何况是写在书上的东西。
他说,一般人谈论虎,虽知虎如何厉害,但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,并无实际感受,算不得真知虎者。[35] 求仁则得仁,不求则不得,看你为不为,而不在于能不能。
只有在践行之余,才能学习一些文化知识,即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[3]。如同用药来治病,不问其药为什么能治病,也不问药有什么性能和作用,只要能治好病,就是良药。在中国历史上,在科学技术许多领域里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,但是很少提出系统的理论和假说。[22]难是指什么呢?是指行。
行有不慊于心,则馁矣。但是,名家和墨家一样,很快就衰落了。[26]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。由于天道和人道并不是两回事,故不能在人事之外求其天道,而是在自身之中实现天道。
但是,无论精神还是形体,二者又是不能分离的,因此,这种哲学必然是现世主义的,在实际生活中则常常出现相互转化的现象,或者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精神上的为己,或者在生活层面上表现为形体上的为己,二者虽有层次的不同,却又是相辅相成的,它们构成了传统思维的内在矛盾,推动着传统思维的发展,并保持其稳定的形态。但真知只能在实践中获得。
但是,从基本倾向而言,荀子也是重行主义者。事物的规律决不能离开个人的实践经验而存在,它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,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,在个别之中而不在个别之外。
这种思维也是道家所提倡的。五者都属于实践范畴,是五种人格实践或道德实践。荀子在先秦儒家中算是重视理论思维的重要人物,他在《正名》等篇提出了逻辑思维的一些规律,吸收了墨家重智的思想。中国的哲学家们几乎无不强调躬行践履,以躬行践履为根本宗旨。孔子有六艺之教,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者都要学习,他本人就整理了古代经典,不仅自己学习,而且以此教育学生和后人。尽心之学与存心之学,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,都是以内证为特征的修养功夫,也就是安身立命的实践哲学。
《杨朱篇》的作者公开主张满足肉体欲望而不顾身后之名,重形体享乐而不重精神享受。但是,他所谓道,并不是天道,即自然规律,而是人道,即社会政治伦理的实践原则。
[33] 在自家身上切要处理会,完全是主体实践和经验的问题。因此,只有行即实践,才是最根本的,是第一位的。
所谓知行合一,就是在实践中体会道理。在医学上,成就最大,经验最丰富,甚至有著作传世,但是却没有人体科学如生理学的专门著作。
所说的神遇,则是特殊体验而不是一般认识。这的确同孔、孟有所不同。即使传授,也只能是带徒弟,却不能办学校、开讲堂,更不能写成著作,让人家去读。但礼不是别的,就是人道即社会实践原则。
[25]《答赵公文》,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五十九。学并不是为了获得知识,不是为了进行辩论,君子之所谓知者,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。
如果说,老子具有某些唯理论的倾向,其实践思维不太明显的话(如不出户,知天下之类),那么,庄子则是提倡实践经验型思维的重要代表。如果人人都能实行忠恕,那么,人人都可以成为仁人,人人也都能享受到人生的最大乐趣。
[12] 他对天地之道和人之道进行了区分,这是理论思维的重要成果,是有意义的。照儒家和其他各家(墨家除外)所说,白马非马一类的辩论,听起来虽然很吸引人,也很有趣,但是没有实际用处,在实际生活中不能应用。
对于一个进行自我修养的人来说,不怕人家不了解你,就怕你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家了解的,只要自己做得很好,问心无愧,则人不知而不愠。[8] 如能存心,就能自觉自愿地去实行,做到心中无愧。因此,这种幸福并不需要到现世之外的彼岸去寻找,不需要到上帝那里去寻找,它就在你自己的心中,在你自己的行为中,随时都可以受用,不必等到来世。但这并不是说,孔子没有这种思想。
这一点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基本上一致的,但是,在真正对待和处理二者的关系时,哲学家们却又强调精神而忽视形体,进而提出安身立命、乐天安命之学,以求得精神享受而不是灵魂得救,这就出现了灵与肉的冲突,因而又有义利、理欲之类的辩论。名家的衰落,表明他们所代表的思维方式没有被社会所接受,因此,没有成为中国的传统思维。
这里所说的天理,就是客观规律。其实,颜元和理学家都没有离开实践型思维方式,只是理学家更强调个人的道德实践,尤其是内在的心性修养,颜元则强调现实的实功实事,要见出实际效果。
所谓立,显然不是什么抽象思辨或理论思辨,而是树立起某种信念或意志,进行自我完成、自我实现的实践功夫,是一种自律自立的意志行为。仁又如何学呢?只能在实践中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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